古代判词三则？

董仲舒这样决事比

——《判词经典》之三

《春秋决狱》又称“决事比”。

什么是“比”？《礼记》王制注云：“已行故事曰比。”颜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他比，谓引他类以比附之，稍增律条也。”

什么是“决事比”？《周礼·秋官·大司寇》注云：“疏云，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

这与西方的先例制度有些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西方依据的是先前的“判例”，我们的决事比依据的是先前的“故事”，这些“故事”主要见于《春秋》等五经，本身就包含了儒家经义对于其中的是非善恶的“论断”。董仲舒的“决事比”篇幅都很短小精悍，颇有一些“片言可以折狱”的味道。我们重点赏析现存六道当中的三道。

首先来看“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判”：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

这道判词所涉及的案情是，甲没有儿子，在道旁捡到一个弃儿乙，就把他当儿子养大成人。乙长大之后，犯了杀人的重罪，就把犯罪的情形告诉了他的养父甲，甲就把他藏匿了起来。问：甲该当何罪？

董仲舒在断词中援引了两条经义。其中一条是引《诗·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汉代毛亨传曰：“螟蛉，桑虫也。蜾蠃，蒲卢也。”郑玄笺曰：“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盖古人误认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在后世，人们就用“螟蛉”或者“螟蛉子”比喻义子。

可见，董仲舒援引这个经义，是为了对“虽非所生，谁与易之”相比况，意思是说：虽然乙原为弃儿，但甲将其作为儿子养育，也就与亲生儿子没有什么不同了。厘清了“养父子即为亲父子”这一法律关系，就为后面的决狱确立了前提。

既然认可存在父子关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父亲藏匿犯罪的儿子，该当何罪？

按照秦与汉初的法律，亲属间是不得隐瞒犯罪事实的。例如《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载有一个案例：“临汝侯灌贤元朔五年，坐子伤人首匿，免。”但董仲舒并没有援引法律条文，而是援引了又一条经义：“《春秋》之义，父为子隐。”这句话见于《论语·子路》：“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体现的是儒家学说的“亲亲尊贤之道”，这与当时的法律所体现的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之于法”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

“引经断狱”，有时是因为“法无明文规定”，所以“引经”，以补其白；有时虽“有法”，而仍“引经”，则是为了“权变”。权衡之后加以变通，“然后有善也”。

在本案，法律本有“民人不能相为隐”的规定，如果父为子隐，则应构成首匿罪。但是，这样论罪显然有悖于儒家经义中的“亲亲原则”，如果机械司法，势必造成“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的后果。

因此董仲舒引经义而“权变”，裁判“父为子隐”的甲“诏不当坐”。虽然这在今天看来，不无“违例以从情”之嫌，但在当时，统治阶级就是要以儒家经义对原本是由法家立法的秦汉之律予以“权变”，以更好地维护统治秩序。

依照儒家学说，“法律本乎人情，而爱亲出乎天性，为人子者纵触法网，人父匿子之罪，情犹可恕，如此方可得法律、人情之调和。”董仲舒这道判词影响深远，到了唐朝，“亲亲相隐”的原则终于在法典之中明文规定。

再来看“甲有子乙以乞丙判”：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在此案，甲与乙是父子关系，依照汉律，子殴父应弃市。但董仲舒认为，甲既然将乙送给丙抚育成人，没有尽到亲亲之道、养育之责，两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就已断绝，所以，并不知甲为生父的乙殴甲，就不应以子殴父论罪。

董仲舒并没有引经义的原话，只是说“于义已绝”。据《公羊董仲舒治狱》注释者推论，此语出于《春秋》僖公五年关于“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的记载，故事讲来就话长了，我们这里不展开。

另外要提及的是，本案对于父子关系的解释，恰好与“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判”形成对比，一则是限缩解释，一则是扩张解释。虽然一反一正，却殊途同归，都体现了不拘泥于成法，而是“据法执理，参以人情”。判决的结果，当然就能“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

最后来看“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判”：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议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也，不当坐。

本案的争点是，甲以杖击丙，原为救父，不意竟误伤己父，是否应构成“殴父罪”？

有人认为：“殴父也，当枭首。”乍一听来，这个观点非常靠谱，因为，第一，符合经义，《孝经·刑章》云：“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第二，符合律例，在汉律中，不孝之罪亦应斩枭。但董仲舒另辟蹊径，讲了一个“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的经义故事。这个故事见于《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九年，说的是许止为生病的父亲进药，谁知把药服下去之后，父亲一命呜呼。按照法律，这可是弑父之罪，应当枭首，结果他却被赦免。为什么？何休的注说得很明白：“原止进药本欲愈父之病，无害父之意，故赦之。”

本案也是如此。甲以杖击父，本意是为了救父，而非害父。所以“甲非律所谓殴父也，不当坐。”这与许止进药一样，都是经过“原心定罪”而得出的结论。所谓“原心定罪”，也称“原情定过”，是董仲舒的看家学说。

《春秋繁露·精华》曾对其进行过系统阐述：“《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法史学家黄源盛解释：“所谓‘原其志’，就是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推究行为人有无主观恶性及其程度的深浅；而主观因素不外包括行为的意图、动机、目的等。”这就比法家不计行为动机如何、只是机械地根据行为结果定罪更具合理性。日本学者日原利国曾说：“春秋折狱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原心定罪’。”而本案正是运用“原心定罪”理论而决狱的典范。

末了，我们还有必要品味一下《春秋决狱》的文体价值。

文各有体。像我们日常所读的诗词曲赋，都属于不同的文体。判词也是一种独立文体。明代专门研究文体的徐师曾曾说：“文莫先于辨体。”“辨体”为了啥？是为了“得体”。只有了解了不同文体的源流、体制和风格，才能将其运用得更为“得体”。

就文体的发生而言，汉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各类文体，几乎都可以在汉代寻到根源。正如经学家刘师培所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而决事比、春秋断狱等，均作为法律类文体为《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

汉代《讲学图》（图片来源：《文物》1981年第10期）

不同之文体，自有不同之构造。《春秋决狱》诸篇，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判词，但却型塑了判词的基本结构。虽然篇幅简短，但是你拆开来看看，基本的要素却是一样不缺。有两造，有事实，有依据，有理由，有主文。以这样的体量很小的判词作样本，我们最能直观地体会出判词的基本要素应有几何。而在寥寥百字的小小空间里，犹能引经据典、说理论义，实足令我们后世效法。

“文本于经”。在古人看来，文章的类别与文体，都可以追溯到六经。

近人王棻《柔桥文钞》云：“文章之道，莫备于六经。六经者，文章之源也。”又有云：文章之体有三：散文也，骈文也，有韵文也；文章之用亦有三：明道也，经世也，纪事也。以上诸般，皆本于六经。清人叶夑《已畦集·与友人论文书》云：“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合而言之，则凡经之一句一义，皆各备此三者，而互相分明。”

董仲舒既是经学大师，决狱又言必引经，因此最得文章之真传。论理则通达，纪事则简当，抒情则蕴藉。我们完全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判词史上，无论是司法理念、裁判方法，还是写作风格，董仲舒都为后世开了一个好头，称之为判词鼻祖，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