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logic）是在形象思维和直觉顿悟思维基础上对客观世界的进一步的抽象，所谓抽象是认识客观世界时舍弃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抽出共同的、本质的属性的过程，是形成概念的必要手段。该词最早被清末的严复翻译成汉语。
逻辑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
logic 最早被清末的严复翻译成中文“逻辑”，主要是音译，后由中国传入日本，但在日语中则注明只是对logic的注音，logic在日语中的正式汉语翻译词为“论理”。
logic 另外有个很好的意译译名“理则”，称为理则学，这是由牟宗三先生翻译所作，比早期的逻辑翻译更符合logic 的英文定义与拉丁词源。
牟宗三的介绍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省栖霞人，祖籍湖北省公安县，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28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哲学系，1933年毕业。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以讲授逻辑与西方文化为主。三十年代，曾主编《历史与文化》、《再生》杂志。1949年，赴台北师范学院与东海大学任教。1954年受聘为台湾地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1960年应聘至香港大学主讲中国哲学。1968年由港大转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主任。1974年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任教于新亚研究所。其后又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中央大学。1984年荣受台湾地区行政院国家文化奖章。1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牟宗三较多地着力于哲学理论方面的专研，谋求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通，并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代表作有《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西哲学之汇通》《现象与物自身》《佛性与般若》等。
为什么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十九讲》没有为墨家专列
此书是牟宗三先生1978年对台大哲学研究所诸生所讲之内容，经由诸同学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先生言“吾顺其记述稍加润 饰，期于辞达意明，虽非吾之行文，然较具体而轻松，读者易顺之而悟入也。”先生从中西哲学与真理的概念进入，娓娓道来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佛学、宋明儒学 等相关内容。讲述过程中融入西方的哲学概念与分析方法，以严密的逻辑性平实有据地阐明观点。这本书是牟宗三先生对中国哲学各阶段思想概括性的讲述，如要进 入细微精深处探求，可参见牟先生此系列其他作品，如有关魏晋玄学的《才性与玄理》、有关南北朝隋唐佛教的《佛性与般若》、宋明理学的《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重要著作《心体与性体》此系列暂未收录）
如何认识陈独秀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主张及其倾向
20世纪已成过去,此时对其间所发生的哲学事件及其意义进行一番回顾审视是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我们中国哲学的未来开展.本文试对中国现代哲学思潮作一个客观的描述和简单的勾勒,这或许可以对我们把握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具有一定意义.
中国现代哲学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既有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又有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背景.在中国历史上,哲学曾发生过两次历史性的大转型:一次是从上古宗法封建社会到中古专制郡县社会的转型,中国哲学从先秦子学形态转变为汉代经学形态;(1)另一次则是从专制社会到宪政社会的转型,中国哲学从理学形态转变为科学形态.(2)在第二次大转型中,洋务派、维新派及后来民主革命派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最初的现代化转换尝试.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哲学产生于新文化运动,其间的激烈思想斗争无疑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意义.
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哲学,大致经历了以下三大历史阶段:
1.民国时期(1915――1949)
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3),拉开了新文化运动及中国现代哲学的序幕.新文化运动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思想文化斗争,当时激进人物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激烈反传统、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西化倾向等等.然而以1919年前后为界,这些领袖人物之间发生了思想分化,形成了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4)和马克思主义者三大派别,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以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三足鼎立基本格局.(5)
不过,新文化运动本身并不是一场哲学运动,而是一场意义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逻辑起点是1923年的科玄论战,它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以纯哲学的形式展开的论战.(6)但是科玄论战本身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历史后果,(7)论战的参加者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分化出来的三大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8)、以丁文江、胡适之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陈独秀、邓中夏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论战围绕着人生观问题、科学理性与自由意志问题进行,而以哲学的话语展开,其实质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经验主义与意志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其结果是科学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的传播.此后直到今天的中国现代哲学,基本上是在这三大派别之间的论争当中展开的.
中国自由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都是西化派,在哲学上基本上是输入西方哲学、尤其英美哲学.自由主义哲学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在政治哲学上,他们信奉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在哲学认识论或者知识论上,他们信奉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留学美国,师事实用主义大师杜威(John
Dewey),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发起白话文运动,宣传个人主义的易卜生主义、发动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共产党人展开论战.胡适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主张好人政府、类似美国政体的省自治的联邦制;其哲学的核心则是所谓实验主义(9),也就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
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文化思潮,更是一种哲学思潮.(10)他们以哲学话语来展开关于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讨论.他们既反对自由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主张以儒家文化传统为本位,返本开新,以开出现代民主与科学.迄今为止,现代新儒家已经过三代发展.民国时期产生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包括:梁漱溟的新孔学,代表作是《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张君劢的新宋学,代表作即导致了那场科玄论战的《人生观》讲演;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代表作是《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代表作是《贞元六书》(11);贺麟的新心学,代表作是《当代中国哲学》.贺麟发表于1941年8月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一篇宣言,提出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
这个时期,就其哲学意义来看,有几次论战很引人注目.除上述科玄论战外,一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胡适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紧接着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批驳.随后许多人参加进来,双方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改良派之间的一场重大斗争,结果是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传播.二是1930?934年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中国当时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参战者主要有以国民党人陶希圣等人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托派人物严灵峰、任曙等人为代表的动力派和以马克思主义者王学文等人为代表的新思潮派.(12)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广泛传播.三是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战.1935年,上海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授意作的,宣言的要害之一,在于所提出的不盲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13)针锋相对的则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的主张.这本来是近代以来的一个老问题,但这场论战却体现了国民党官方的理念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主张之间在文化哲学立场上的紧张.
与此相关,这一时期的重要哲学派别,还必须提到国民党官方哲学.孙中山前期的孙文主义――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国民党人的政治哲学的思想基础.1919年6月,孙中山发表了其《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系统阐述了他的进化论的宇宙观和知难行易的知行观.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发表了《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提出了民生哲学.后来,蒋介石于1939年出版了《力行哲学》,发挥孙中山知难行易说,提出不能承认唯物论,亦不能承认唯心论,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陈立夫提出了唯生论哲学,代表作有《唯生论》《生之原理》和《民族生存的原动力》等,认为唯生论的宇宙观是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哲学根据,主张仁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
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代表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李大钊自1918年前后开始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突出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代表作有《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同时,陈独秀也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答适之》和《答张君劢与梁任公》二文中,他分别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的科学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意志主义,宣传了被认为是同样属于科学的唯物史观.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的最大代表,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哲学著作.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的哲学基础.
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任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李达是个突出的代表,哲学方面除大量译著外,代表作有《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现代社会学》、《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社会学大纲》等.艾思奇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代表作有《大众哲学》、《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等.他们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当时的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独具思想力的哲学家,如张东荪、金岳霖、朱谦之等人.张东荪的代表作有《科学与哲学》、《新哲学论丛》、《道德哲学》、《认识论》、《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他不仅是学界公认的最能透彻理解西方哲学的专家,而且其自己建立的构架论和多元认识论哲学,在当时的哲学界独树一帜,颇具影响.金岳霖也不仅是一个杰出的西方哲学专家、逻辑学家,而且是一个有自己独创性哲学思想的人物.他的代表作有《知识论》、《逻辑》、《论道》、《论中国哲学》等.朱谦之的代表作有《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无元哲学》等,他所提出的真情哲学具有直觉主义生命哲学的色彩.这些人的工作是中国人试图建立自己独创的现代哲学的初步努力,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发掘.
2.共和国前期(1950――19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间,在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的影响下,中国自由主义哲学虽然在50年代前期曾经一度比较活跃,但总体上说则是日见消沉的.同时,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也是相当沉寂的.而就大陆的情况而言,其间值得一提的,如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熊十力的《原儒》《体用论》和《乾坤衍》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大陆上的一枝独秀,其实也未结出应有的哲学果实.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哲学著作,如《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与此同时,港台以及海外的中国现代哲学还是比较活跃的.就现代新儒家来看,他们虽然流落港台,退居边缘,自谓门庭冷落,花果飘零,但是同时,他们却依然在坚持不懈地著述、讲学,为中国本位文化的复兴而努力.1958年元旦,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新儒家宣言,即《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个时期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作,张君劢有《新儒家思想史》;唐君毅有《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徐复观有《中国人性论史》;牟宗三有《道德的理想主义》《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牟宗三的哲学达到了现代新儒家哲学的顶峰,近年发生了较大影响.
3.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以来)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解放,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崭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获得了长足进展,人们开始反思和摈弃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模式,进行多方面的哲学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主体性问题、人学、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唯物主义和近来转向生活世界的探索.自由主义思潮也较活跃,他们重新提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如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等人的活动也很活跃.
回首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各个派别之间的历史消长,有三个带9字的年头特别值得注意.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潮流的历史趋向,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向,这三次转向的共同特征是:从自由主义转向权威主义.在文化问题上,自由主义是西化派;权威主义则有两种形式,一是传统文化派或中国文化本位派,二是马克思主义.这三次转向的转折点,都是在带有9字的年头上发生的:1919,1949,1989(参见下图).(14)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历史现象.
一是从1915年到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出现了转折点:此前,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几乎全是自由主义者、西化派,可谓一派西风压倒东风;然而此后,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分成了三大派别:一是自由主义西化派,二是东方文化派、玄学派,三是唯物史观派.其特点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另外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崛起了.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直到今天、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依然如故,乃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的一把钥匙.
二是从抗战爆发的1937年到文革结束的1977年,在1949年出现了转折点:此前是自由主义(当时激进的政治民主派)占据思想界的主潮地位,此后是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派)占据统治地位.这次转折前后与新文化运动转折前后比较,有两个不同点:(1)就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而言,在发生这次转折前,与自由主义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结成了同盟,由此取得了长足进展,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作品基本上是这个时期问世的;而在转折之后,他们在大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而只好在港台谋求发展.(2)就自由主义而言,则在转折之前与马克思主义结成同盟,而在转折之后也同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
三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1989年是其转折点:此前的80年代,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后来所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激荡的时期;此后,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邓小平理论)重新确立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传统文化重新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大陆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现代新儒家在大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此,这次转折与新文化运动中的转折是极为类似的.
以上三9现象(参见上表)所蕴涵的历史意味是极为深长的,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目前看来,中国现代哲学还是一个应以现在进行时态加以讨论的题目,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它的历史本质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